裘帕·拉希莉，这位美籍印裔女作家是最年轻的普利策文学奖获得者。2019年8月，KEY-可以文化推出裘帕·拉希莉长篇小说《低地》，这是继长篇小说《同名人》出版之后，拉希莉最具野心的长篇力作首次被译为简体中文出版。
在印度加尔各答的低地旁，一对年纪相仿、性格迥异的兄弟在这里玩耍、成长。大学毕业后，哥哥苏巴什前往美国深造，弟弟乌达安热忱投入革命，却因杀害一名警察，在低地旁被捕并遭枪决。
本期「可以·深读」为大家带来《低地》中的一段书摘，这段文字描写的是乌达安在低地旁被枪决后，他怀孕的妻子高丽和苏巴什一同去了美国，他的母亲比卓利依然活在对乌达安的怀念中……
水面每天都在缩小：通过露台格栅看过去，水又少了一点点。比卓利看着房子前面的两个池塘，以及池塘后面的大片低地，都被垃圾堵塞得满满的。旧衣服，破布，报纸。妈妈奶品的空袋子。好立克的瓶子，伯恩维塔麦芽饮品和爽身粉的铁罐。吉百利巧克力的紫色箔纸。盛过路边茶水和加糖酸奶的破黏土杯。
垃圾堆在水边形成一道加厚的堤岸。远看有些发白，走近则色彩斑斓。甚至她自己的垃圾最后也扔在了那里：饼干或黄油块的包装纸。又一管挤扁的宝罗兰牌消毒膏。她头上脱落的一丛丛焦脆的头发，从她的梳子上扯下来的。人们一直都把垃圾扔进这片水体。然而现在垃圾的积聚却是故意的。这种非法活动发生在整个加尔各答的池塘和稻田。它们正在被推动者堵塞起来，好让城市沼泽般的土地干硬起来，从而可以建立新的城区，建造新的住宅。繁育新的一代。
这种情况大规模地发生在北部，在比丹纳加尔镇。她在报纸上读到过报道，荷兰工程师正在铺设管道，从胡格利河引来淤泥，堵塞湖泊，将水面变成陆地。他们已经在那个位置建立了一个规划城市，叫做盐湖城。很久以前，他们第一次来到托利冈吉时，水是清澈的。炎热天气，苏巴什和乌达安曾下到池塘里凉快一下。穷人在那里洗澡。雨后，洪水将低地变成一个漂亮的地方，到处是水禽，水清得足以反射月光。
剩下的水已经缩小为中央一口绿色的井，深暗的绿色，令她想起军用车辆。冬天，太阳的热度强烈，而大部分低地变回淤泥时，她看到一些水坑里的水就在她眼前蒸发，好像地面冒着蒸汽。尽管垃圾遍布，水葫芦仍然在生长，顽固地扎根。推动者想要这片土地，必须用火焚烧才能根除，或者用机器挖走。在某个钟点，她从椅子上站起来。她下楼去院子里摘了几朵万寿菊和茉莉花，握在手心里。今年冬天，她丈夫的大丽花还在盛开，惹得人们从墙外窥视，欣赏花朵。
她走过池塘来到低地的边缘。她的步态发生了变化。她已经失去了将一只脚直接放在另一只前方所必需的协调。相反，她走路要依赖身体左右移换，一个肩膀向内倾斜，双脚在地面试探。那个傍晚已经过去足够久远，现在可以讲那个故事了。邻居的孩子们出生在乌达安死后，看见她带着鲜花和小铜瓮走过，都会安静下来。她清洗了纪念牌位，把前一天已经干枯的花扫开，换上刚摘的鲜花。刚刚过去的十月是十二周年。她把手伸进水坑打湿，再把手指上的水洒在花朵上，让它们在夜间保持湿润。比卓利知道她吓到这些孩子了；对他们来说，她也是邻里一种幽灵般的存在，一个鬼怪，从露台上注视着他们，每天在同一时间现身。她很想告诉他们，他们是对的，乌达安的幽灵确实潜伏在这里，在房子里面、房子周围，在聚居区里面、聚居区周围。有一天，如果他们问起，她会告诉他们，她看见他走入视野，在大学忙了一整天后走近这所房子。他肩膀上挎着书包，穿过摆动门进入庭院。胡子依然刮得很干净，专注于他的学习，急于在书桌前坐下来。告诉她饿了，想喝茶，问她怎么还没把水壶烧上。
她听到楼梯上他的脚步声，他的卧室里电风扇旋转着。听到短波收音机的静电声，那收音机几年前就坏掉了。火柴擦在火柴盒上的短暂声响，火焰爆燃，随后消退。他的遗体从未归还，这是他们家庭的最终耻辱。他们甚至被剥夺了向他的弹痕累累的尸体表示敬意的安慰。他们无法为之涂抹膏油，覆盖以鲜花。它没有被他的同志们举在肩上，抬出聚居区，在hari bol的呼喊声中带进下一个世界。他去世后，没有法律诉讼。正是因为当时的法律，警察才可以杀死他。有一段时间，她和丈夫在报纸上寻找他的名字。而即使看到了，也需要证实。但没有找到任何通知。没有人承认这件事。他的党内同志想到设立的小石牌是唯一的承认。他们以太阳给他命名。这生命的赐予者，不求任何回报。乌达安去世后的第二年，也就是苏巴什将高丽带去美国的那一年，比卓利的丈夫退休了。他在黎明前醒来，乘坐第一趟电车向北来到巴布石阶，在那里他到恒河中沐浴。剩下的时间，吃完早餐，他躲在自己的房间里阅读。他拒绝午餐吃米饭，告诉她切些水果，温一碗牛奶代替。这种例行公事，这些小小的丧失，构成了他的日子。他不再阅读报纸了。他不再和比卓利一起坐在露台上，抱怨微风过于潮湿，弄得他总是咳嗽。他阅读《摩诃婆罗多》的孟加拉语翻译，一次读上几页。沉迷于熟悉的故事之中，沉迷于未曾折磨他们的古老冲突之中。当他的眼睛开始带来麻烦，出现白内障云翳时，他并没有费心去做个检查。相反，他使用放大镜。在某一时刻，他提议卖掉房子，搬出托利冈吉，彻底离开加尔各答。也许搬到印度的另一个地方，去某个宁静的山城。也许申请签证，去美国与苏巴什和高丽一起生活。这个地方，他说，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。房子实际上已经空空如也。他们设想的未来已经渐成嘲弄了。她略略考虑了一下。旅行，与苏巴什弥合关系，接受高丽，了解乌达安的孩子。但是，比卓利不可能放弃这所房子，这里是乌达安自打出生就居住的地方，他离世也是在这个邻里。有她最后一次远远望见他的露台。有低地以外的田野，在那里他们夺走了他。那片田野已不再空旷。现在建了一片新房子，屋顶上挤满了电视天线。早晨，附近开了一个新市场，迪帕说蔬菜比较便宜。一个月前，她的丈夫临睡觉之前，将蚊帐系在墙上的钉子上，然后把手表上好发条，好标记第二天的时间。早上，比卓利注意到，隔壁他房间的门仍然关着。他没有去沐浴。她没有敲门。她去了露台，坐着看天空，啜饮她的茶。天空有几片云，但没有下雨。她叫迪帕给她丈夫送茶去，唤醒他。过了几分钟，在迪帕进入房间后，比卓利听见杯子和碟子摔碎在地板上。不等迪帕来到露台找她，报告他死在了睡梦中，比卓利就已经知道了。她成了寡妇，像高丽那样。比卓利现在穿着白色纱丽，没有图案或花边。她摘下了手镯，不再吃鱼。她的头发分路处已不再涂抹朱砂。但是，高丽又结婚了，嫁给苏巴什，事态的转变至今让她目瞪口呆。在某些方面，它比乌达安的死更不容易令人想到，更令人震惊。在某些方面，这是一样的灾难性。迪帕现在什么活都干。一个能干的十几岁女孩，家人住在城外，有五个兄弟姐妹要她帮助供养。比卓利把她的服装珠宝和任何有色彩的东西都给了迪帕，还有她家的钥匙。迪帕梳洗比卓利的头发，悉心排列，使减薄的部分不那么显眼。她和比卓利一起在房子里过夜，睡在比卓利不再祈祷的祈祷室里。她管理钱款，去市场买菜，做饭，收取邮件。早上，她从管井中抽取饮用水。晚上，她确保大门锁牢。如果有衣服需要镶边，她便操作缝纫机；以前乌达安常给它上油，用他的工具进行维修，这样比卓利从来不用送修理店。比卓利告诉迪帕，缝纫机可以随便用，于是，给连衣裙和裤子卷边，为邻居女性缝补衬衫，已成为她的额外收入来源，正如比卓利从前那样。下午，在露台上，迪帕给比卓利读报纸上的文章。从来没有读过整篇，只是几行而已，遇到难字就跳过。她告诉比卓利，一位电影明星做了美国总统。印共（马）又在西孟加拉邦执政了。乌达安曾经痛骂过的乔蒂·巴苏成了首席部长。迪帕取代了所有的人：比卓利的丈夫，她的儿媳，她的两个儿子。她相信这是乌达安安排的。她记得他拿着一支粉笔坐在庭院里，教那些为他们干活、没有上过学的男孩女孩们写字、阅读。他和这些孩子结为朋友，一起吃饭，让他们参与他的比赛，从自己的盘子里分肉给他们吃，如果比卓利没有留够的话。她偶尔责骂他们，他会站出来为他们辩护。
等年纪再大一些，他收集破旧物品，旧的床上用品和锅碗瓢盆，分发给居住在殖民地、贫民窟的家庭。他会陪伴一位女仆到她家，走进城市最贫穷的地区，送药去。如果她家有人生病，就去请医生；如果有人去世，就去安排葬礼。但是警察称他是一个歹徒，一个极端分子。一个非法政党的成员。一个不明是非的男孩。她依靠丈夫的养老金过活，高丽搬走后，他们开始把楼下的房间租给另一个家庭，也有一些收入。偶尔，苏巴什会寄来一张美元支票，需要好几个月才能兑现。她没有要求他帮助，但也没有道理拒绝。这些钱合在一起足够给她购买食物、支付迪帕的工钱，甚至还可以买一台小冰箱，安装一条电话线。线路通不通很难预测，但是第一次尝试时，她拿起电话就打通苏巴什的号码，把她的声音传到了美国，传达了她丈夫去世的消息。事发是几天前。事情来得十分突然，是的，但对她又有多深的影响？十多年来，他们住在不同的房间里。十多年来，她的丈夫没有谈及发生在乌达安身上的事。他拒绝与比卓利、与任何人谈论这件事。每天早上在河里沐浴之后，他在市场买上一些水果，回家的一路上停下来和邻居天南海北地闲谈。他们两人一起吃晚餐，却从来不说话，一起坐在乌达安遗像下的地板上，却从未理会过它。他们爱过这所房子；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。他们为每一个细节感到自豪，一起照顾它，为每一次变化兴奋不已。它最初建成时只有两个房间，那时这个地区就要通电，人们点亮灯笼准备晚餐。作为英国城市规划的一个典型例证，他们房子外面的铁制路灯还没有改装。每天日落之前、黎明时分，公司都会派人过来，爬上梯子，手动打开、关闭燃气。地基二十五英尺宽，六十英尺深。房子本身很窄，跨度十六英尺。建筑物两侧各有一条四英尺宽的强制通道，然后才是界墙。比卓利贡献了她唯一的财富。她卖掉了出嫁时得到的金饰。因为她的丈夫坚持认为，甚至在生孩子之前就持这种观点——为他们的家庭建造一个住所，拥有无论多么普通的加尔各答房产，比什么都重要。他相信没有比这更大的安全保障了。有一段时间，苏巴什和乌达安睡在一间窗户根本没有窗棍的房间里。因为没有安装百叶窗，所以夜间得用粗麻布钉上。有时雨会吹进来。她记得丈夫用她的旧纱丽碎片擦亮铰链和闩锁。拍打床垫，散掉灰尘。私人浴室建成后，每周一次，他会在洗澡之前清洁它，将驱蚊剂倒入各个角落，见到蜘蛛网就清除。各房间内部，比卓利每天都对其所属财产进行细致的盘点。抬起，除尘，更换。准确地知道每件东西在哪里。在她的监视下，床单都铺得紧紧的。镜子没有污迹。茶杯内部绝无环形茶垢。水是从管井手动抽取的，装满一溜水桶，供一天使用，饮用水则储存在水罐里。在五十年代，他们建了一个化粪池。在那之前，入口处有个厕所，一个男人来把他们的日常垃圾用头顶着带走。三位纳瓦卜兄弟中的老二，梅约大人，曾经拥有他们聚居区所在的那片土地，而且卖给了他们这块宅基地。他是蒂普苏丹的后裔，苏丹被英国人杀害，王国被分裂，子孙被扣押在托利俱乐部一段时间。比卓利曾经听说，如果去英国访问，就可以看到蒂普的剑和拖鞋，还有帐篷和宝座的残片，作为征服的战利品陈列在伊丽莎白女王的某个行宫里。在苏巴什和乌达安一生的最初几年，当时加尔各答属于印度还是巴基斯坦仍然不清楚，这些王室血统的家庭就生活在他们中间。他们对比卓利很友好，邀请她走下街道，进入他们有立柱的房子，请她喝冰冻果子露。苏巴什和乌达安抚摸过他们养在庭院笼子里的宠物兔。在爬满九重葛的凉亭下，他们曾一起坐在木板上荡秋千。到1946年，她和丈夫担心暴力会蔓延到托利冈吉，也许他们的邻居会与他们为敌。他们考虑过收拾房子，到城市里印度教徒占多数的地方生活一段时间。但梅约大人的一个侄子仗义执言。他想尽办法保护他们。他说，谁要进入这块聚居区威胁印度教徒，那得先杀了我。但是印巴分治之后，梅约大人一家和许多人一样，逃离了这里。他们的原生土壤变得有侵蚀性，就像盐水侵入植物的根系。他们宽敞的家园被遗弃，大多数被占领或被夷为平地。比卓利的家让人感觉同样遭到了遗弃，它的航向同样偏离了。乌达安没有活着去继承它，而苏巴什拒绝回来。他本来应该是一种安慰的；一个儿子被夺走后，还剩下一个。但是，失去了一个，她是无法爱上另一个的。他只是加重了这种损失而已。乌达安死后他回来见他们那一刻，他站在他们面前那一刻，她感到的只有愤怒。对苏巴什怒火满腔，因为他如此强烈地令她想起乌达安，说话声音像他，仍然是他的备用版本。她曾无意中听到他跟高丽说话，关心她，对她好。当他宣布要与高丽结婚时，她告诉他，这个决定不是他能做的。当他坚持时，她告诉他，他在冒失去一切的风险，他们将永远不会作为夫妻进入这所房子。她这么说，只是为了伤害他们。她这么说，是因为一个她一开始就不喜欢，不想娶进家门的女孩，将不止一次成为她的媳妇。她这么说，是因为子宫里有一小块乌达安的是高丽，而不是比卓利。她说的倒不完全是心里话。但是十二年来，苏巴什和高丽都信守了他们的诺言。他们没有一起或者分道回托利冈吉来；他们离得远远的，躲在别的地方。于是，她感受到了一个母亲能够感受到的最深耻辱，不但失去了一个孩子，而且又将失去仍然活着的另一个。点击卡片即可购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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